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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生其实没看过鲁迅，钱涌泉那套二十卷《鲁迅全集》放书柜里他从来不看。那天闲得无聊，手头又没有琼瑶，就随手抽了《鲁迅全集》的第一卷，翻开看看，翻到的文章就是《说胡须》，觉得鲁迅对付屁话的方法堪称妙计，就活学活用了。

钱涌泉了解到他只不过看了一篇鲁迅就大有斩获，那他看了那么多琼瑶呢？该有多危险！这回轮到钱涌泉不吱声了。

老余听两人谈鲁迅，想起最近看的一本书，名字是《钱钟书和他的时代》：

其中一篇文章题目是《钱钟书研究四题》。

文章说：“许多研究现代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就是钱钟书文章中极少提到鲁迅，钱钟书不提鲁迅，不是偶然习惯问题，而是有意识的选择。既然钱钟书不愿在他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，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。李国涛在《钱钟书文涉鲁迅》中写到，上世纪四十年代，钱钟书在上海发表《小说识小》数题，其中谈到《儒林外史》时，钱钟书发现，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，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。同时钱钟书指出，近人论吴敬梓者，颇多过情之誉。这个近人是指谁呢？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。胡、鲁之著都是名著，影响甚大，钱钟书都曾寓目，可能更多是指鲁迅。钱钟书晚年尽量避免提及鲁迅，不得不提及的时候，尽量少说或者不说，而且谈锋颇有深意。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，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，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。从目前见到的史料判断，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《新月》杂志。钱钟书以“中书君”的笔名发表了一篇《中国新的源流》，在文章中提到鲁迅。从一般常识上判断，钱钟书读书的年代不可能不读鲁迅，这篇书评透露，钱钟书是读鲁迅的。钱钟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，他父亲钱基博的《现代中国史》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。这本书是中国早期史中较早对新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。书中对鲁迅的评价，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。《现代中国史》提到鲁迅时说：‘论其文体，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……周树人以小说……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。’鲁迅很可能没读过钱基博这本书，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《准风月谈》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《大晚报》上署名‘戚施’所作《钱基博之论鲁迅》，文中对鲁迅有这样的介绍：‘钱氏之言曰：有模仿欧文而谥之曰国语者，始创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，以顺文直译为尚，斥意译为不忠实。而摩欧文以国语，比鹦鹉之学舌。’钱先生又曰，‘周树人以小说著，树人颓废，不适于奋斗，树人所著，只有过去的回忆，而不知建设将来，只见小己愤慨，而不图福利民众，若而人者，彼其心目，何偿有民众耶！’钱先生因此断之曰；‘周树人、徐志摩为新文艺右倾者’。鲁迅对此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‘这篇大文，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‘独具只眼’外，是不能有第二句的。真‘评’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‘颓废’了。’钱钟书在《客安馆扎记》第84则中，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，依然和他父亲持同一立场。这更说明钱钟书的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。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，钱基博《现代中国小说史》中对新及其作家的评价，很有可能来自钱钟书。因为早年钱钟书曾经为父亲代笔给钱穆的《国学概论》写过序，所以，这种假设并非没有道理。1956年中国科学院所讨论何其芳的《论阿q》，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小说的人物性格，受到许多人反对。钱钟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。钱钟书说，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作品中都能找到。钱钟书以《夸大的兵》、《女店东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、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判断。钱钟书这个认识，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鲁迅原创。这也反映钱钟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。夏志清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讲到钱钟书的小说《灵感》时提到：‘主人公是个名声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，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。他卧病在床，心中愤懑难谴，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。’水晶在《侍钱‘抛书’杂记——两晤钱钟书先生》中记述了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时，他向钱钟书提出一个问题；当时他忽然发现，忘记问他关于鲁迅的观感，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钱钟书回答：‘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，但他只适宜写……‘短气’的文章，不适宜……‘长气’的，像阿q就显得太长，应当加以修剪。’1986年10月9日，北京召开‘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’，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：‘鲁迅是个伟人，人物愈伟大，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，‘中外文化’是个大题目，题目愈大，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愈广。中外一堂，各个角度，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，不必曲意求同。’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‘换来的是一片沉默的抵、制’。这篇文章还有一段说：‘钱钟书对鲁迅的看法，还可能与他与杨绛的婚姻相关。钱杨相识恰好在1932年前后，在著名的‘女师大风潮’中，被鲁迅讥讽为‘上海洋场上恶虔婆’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，是杨绛的三姑。杨绛晚年写了《回忆我的姑妈》，在文章中也一字没有提鲁迅，只说了一句：‘1924年，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，从此打落下水，成了一条‘落水狗’。”

老余不相信钱钟书会因为杨荫榆是老婆三姑而改变自己的好恶，他是真不喜欢鲁迅。

老余很喜欢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，但是，如果钱钟书与鲁迅站在对立面，他会毫无选择的站在鲁迅一边。钱钟书认为鲁迅不适合写长篇，老余的感觉跟钱钟书恰恰相反，遗憾鲁迅给结核菌害的，寿命太短，没给爱他的人留下长篇。鲁迅最了不起的文章不是小说，是杂文。像投枪、匕首，剖析世事鞭辟入里，令人口服心服。这是钱钟书这座文化昆仑远远无法企及的高度，鲁迅是珠穆朗玛峰。钱钟书通过写小说隐射鲁迅是个不配得诺贝尔奖的笨蛋，鲁迅因得不到诺贝尔奖气愤难谴，病死了。老余认为虽然是写小说，还是太过刻薄，更欠公允。鲁迅害肺结核几十年，他不是因为得不到诺贝尔奖才生病继而突然死去的。老余觉得以鲁迅所处的年代，中国积贫积弱，以洋人的势利眼，中国人是不可能得诺贝尔奖的。洋人不懂中文，不懂中文的评委无法领略鲁迅文章的妙，任何文字的翻译，只能达意，不能传神，尤其是中文，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翻译成英文当然能让老外懂是什么意思，但这七个方块字连起来的诗意，是再高明的翻译用任何生花妙笔都无法表达的。这也是鲁迅不能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。中国只有在强大后，中国人才有机会得诺贝尔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诺贝尔奖是奖给强大了的中国，而非某个中国作家。诺贝尔奖与其说是奖项，不如说是政治奖项。老余更觉得不该有世界第一，诺贝尔奖也不是什么世界第一的奖项。因为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嘛。没有哪个作家敢拍着胸脯说他的文章是全世界最好的，但是每一位奥运冠军，不用他们自拍胸脯，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当行翘楚，世界第一。更何况，人们对的爱好见仁见智，萝卜青菜、燕窝鱼翅，口味大相径庭。写纯的看不起写武侠言情的，认为他们作品俗，不登大雅之堂。而正是这被认为俗不可耐的武侠言情，有多少人瘾君子般对其如痴如醉，如果让他们做诺贝尔奖评委，喜欢武侠的肯定评金庸，喜欢言情的肯定评琼瑶。有个诺贝尔奖评委——老余忘了他老人家名字，他说：“诺贝尔奖就是北欧一个小国的十八个人以为它好，仅此而已。”老余觉得这话说得到位。

曾经有人当老余面说他对鲁迅的爱是中了毒，是特定时代被洗了脑，老余对此嗤之以鼻。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，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话，就是在瓷砖上画画，之后天会下雨，把画冲得不留痕迹。